七月盛夏，四川省南部县大堰乡封坎庙村，骤雨初歇，碧空如洗。青山绿水间，三座巨大的白色塑顶大棚十分惹眼,这就是村里的温氏肉鸡饲养场。
场区的大棚、道路、卫生间、仓库及其他配套设施已建设完成，其中一间大棚已经关起了鸡苗。数千只圆滚滚毛绒绒的雏鸡在棚内蠕动，稚嫩的叽叽声此起彼伏。几个农民或调试设备，或喂料喂水，或防疫杀菌，汗水从他们的发间渗出，挂在微笑着的脸上。
据驻村第一书记李翼宏介绍，这座饲养场，承担着全村今年退出贫困村序列的重任。
2016年是四川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开局之年，也是全省首批贫困县退出的决胜之年。大小凉山彝区、高原藏区、秦巴山区和乌蒙山区等“四大片区”脱贫攻坚正在稳步推进，今年将实现包括南部县在内的5个贫困县“摘帽”、2350个贫困村退出、105万贫困人口脱贫。面对这场脱贫攻坚战，广大干部群众已卯足了劲、咬紧了牙，四川志在必得。
底气何来？
贫困户：从来没有如此充满希望
封坎庙村地处四川省南充市南部、西充两县交界处，是一个十分偏远的村庄。这里耕地稀缺，多年来农民仅靠种红苕、玉米和少量水稻为生，是南部县众多的贫困村之一。
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大堰乡封坎庙村养鸡大棚内景。（记者陈曦 摄）
南部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谭必武告诉记者，封坎庙村引进的温氏集团是国内最大的肉鸡养殖企业之一。企业与养殖户是合作关系，企业为养殖户提供大棚建设补贴、鸡苗、技术、饲料以及成鸡回收，将养殖户最担心的成本、技术、市场等问题都一股脑解决了。
站在温氏肉鸡饲养场内，李翼宏感慨道，之前从西充县的鼓楼镇过来，刚进封坎庙村，就明显感受到两地的贫富悬殊，“西充那边是砖瓦房，这边是土墙茅草房；那边是水泥路，这边是泥巴小路；那边已经成片发展起了香桃、脐橙、脆香甜柚等水果产业，这边还是玉米红苕。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历史原因，造成了这里的贫穷，因此脱贫攻坚压力也更大。”
这时，一旁的村民张树全笑着说：“我们这里有句老话——封坎庙的风，纯阳山的钟，二郎庙的和尚没人供，你看好穷嘛。以前连买盐都没有钱，好多年轻人都找不到婆娘。”
谭必武指着养殖大棚说，这样一个大棚的总成本为23万元，温氏集团补贴5万，县政府补贴产业扶贫项目资金5万，剩余的13万元，几户人可享受3年政府贴息的国家扶贫小额信贷，这就解决了养殖户一次性投入的问题。
“能挣多少钱呢？”谭必武掰着指头算道，“一只鸡，企业给村民签约的保底利润是3元，如果生产成本、病死率控制得好，每只鸡的利润可能达到5元。一个棚平均可养1万只鸡，每茬周期为3个月，除去消毒杀菌的空置时间，一年可养3茬，一个棚一年的纯收入大约可达10万元。差不多3年，贫困户就可以还清贷款，还有不少结余，而且以后这个饲养场就是他们的产业了，这就解决了永久脱贫的问题。”
四川省南部县大堰乡，路边的脱贫攻坚标语。（记者陈曦 摄）
参与大棚养殖的都是封坎庙村的贫困户，也是今年必须要脱贫的人家。正在大棚里调试设备的王兴俊告诉记者，包括他在内，这个棚共有7户贫困户参与，根据不同的投入占有相应股份。
“这些鸡太小，喂料、防疫都很有讲究，饮水都要把水烧开再放凉了喂它们。”王兴俊撩起衣服在黝黑的脸上抹了一把说，第一批鸡刚从德阳运过来，有9千只，因为天气太热养得少点，天凉了可养1.2万只。
年龄不到40岁的王兴俊，在留村的人中算年轻的，所以他负责日常管理和技术，每月工资有2千元。
“我有2个娃娃，老婆没有文化，没法出去打工，丈母娘长期患病，还有一个30多岁的弟弟没有结婚，家里非常穷。去年政府实行扶贫攻坚以来，我种了3亩柑子树，预计年收入可以上万元。现在的大棚养鸡，要么政府、企业补贴，要么贴息贷款，自己没有掏钱就做起来了。温氏集团还有专人负责技术培训，我很珍惜，一定认真学好这门技术，把这个养鸡事业搞下去。不光我脱贫致富，我还要带着大家一起致富。”王兴俊将目光投向远处黛黑的群山，“以前谈到事业，总觉得那些与我们无关，那是很遥远的事。可是现在，我充满了希望，也从来没有如此充满希望。”
市场手段引入龙头企业 发展农民产业园——可复制的“南充模式”
南充市委书记宋朝华（时任南充市市长）在纯阳山村看望90余岁的贫困党员张国成。（南部县扶贫局供图）
作为四川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大小凉山彝区、高原藏区、秦巴山区和乌蒙山区等“四大片区”集中了全省88个贫困县。今年要“摘帽”的南部县、蓬安县、广安市广安区、广安市前锋区、华蓥市都位于秦巴山区，其中南部、蓬安两个县属于南充市。
今年6月30日，南充市委书记宋朝华（时任南充市市长）在南部县大堰乡纯阳山村调研扶贫工作时强调，脱贫攻坚，产业是根本。要通过市场手段引进社会资金、业主大户和龙头企业，把群众带动起来，把产业培育起来，把经济发展起来。
用市场手段引入龙头企业，发展农民产业园——南充脱贫攻坚系列措施的核心，已被业内人士称为“南充模式”，并被其他地方效仿。
“贫困户稳定脱贫、持续增收，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特色产业，缺乏新型经济主体的带动。”南充市委常委廖伦志告诉记者，“所谓特色产业就是要生产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所谓新型经济主体就是龙头企业、业主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有新型经济主体的带动，农民在发展特色产业过程中遇到的成本、技术和市场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产业扶贫要做到三集中，即贫困户向园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政策要素向园区集中。每个贫困村，都支持建一个脱贫奔康农民产业园，然后把农民的种植养殖都集中到园区。”南充市副市长林建国称，把农民的产业向园区集中，一方面可以集约化经营，节约土地水电，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便捷的交通、集中的货物装卸有利于引进龙头企业。同时，一个产业园就是一个市场、一个信息中心和一个原材料供应中心，有利于把农民培养成家庭农场主或种养大户。
南充市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向贵瑜则认为，发展脱贫奔康农民产业园，必须要做到政府引导、农民主体、龙头带动、金融支持、合作社组织，五者缺一不可，其中政府主导是关键，政府要“四为两不为”。所谓“四为”：一是解放农民思想，变“要我干”为“我要干”；二是当好“红娘”，积极引入龙头企业和金融单位；三是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生产提供必要的硬件支持；四是根据农民的意愿，因地制宜地搞好规划。所谓“两不为”：一是该农民干的事政府绝不包办；二是不强迫农民干不愿干的事。
农民在李子树下养的跑山鸡。（记者陈曦 摄）
在南充的另一个国贫县——仪陇县，马鞍镇的险岩村今年也在争取退出贫困村。7月14日上午，霏霏细雨令盛夏的山村凉爽宜人，在群山之间的几块平坝上，伫立着众鑫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几栋出菇大棚。大棚的主体为钢结构，顶上有两层黑色遮阳网，水帘、风机、自动恒温和喷灌系统一应俱全。一排排立体种植架上，横卧着一根根黑褐色的菌棒。
驻村第一书记刘晓丹告诉记者，出菇大棚近2万平方米，全村48户贫困户都参与了种植，大致情况有两种：一是有劳动能力的，自建600平方米大棚，总投资15万元，全是农民贷款，其中5万元为政府贴息，一年纯收入可达10万元；一是丧失劳动力的，可用贴息贷款入股合作社，年底分红，保底5千元。
“扶贫先扶胆。就险岩村而言，农民以前穷怕了，突然要他贷款15万元，这不是个小数目，都不敢贷，也不敢搞，担心市场、技术。”廖伦志说，村子因此成立了合作社，引入农业公司，给农户提供技术，与农户签保底回收协议。此外，村上还把农民组织起来，到现代农业发展好的地方去考察，“近一点的去南充市区周边，远一点的去浙江、江苏、福建等地，让他们开开眼界，目的是给他们壮胆”。
林建国认为，建设农民产业园，一定要让符合条件的人自己贷款自己干，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责任心和内在动力，这样才能避免等靠要。“各种保险措施、政府风险基金之类的要跟上，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甩开膀子放心干。政府对农民要扶上马再送一程，三五年过后，他们就能在市场的天空展翅翱翔了，这时政府这双手就可以放心松开了。”
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四川各地的扶贫方式很多，但产业扶贫是核心。南充发展农民产业园的扶贫模式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复制。
贫困村第一书记 脱贫攻坚不可或缺的力量
南部县已经竣工的农民新居。（记者陈曦 摄）
瘦小、黝黑、寡言少语、裤脚一高一低，沾满泥土的鞋子已看不清本色，在一群农民中间，怎么看也看不出他就是村子里的第一书记。他就是李翼宏，大学本科，原在南部县县委办公室工作，去年9月到封坎庙村担任第一书记。
“去年栽果树，把李书记累得哟——”村民张树全心疼地说，“为了抢工期，他带着大家起早摸黑，一起放线、挖窝、砌堡坎、栽树子。中午就坐在地上，喝袋牛奶啃两个馒头，吃了马上又开干。小伙子以前是坐办公室的，刚来还细皮嫩肉的，那段时间中午太阳大得莫法，他脸上、身上的皮都晒脱哒，整个人晒得黢黑。”
“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我们今年年底要退出贫困村，不拼命咋行？”李翼宏告诉记者，去年以来，全村已发展了380亩脆香甜柚、160亩桃子、120亩脐橙，还修建了村社道路，种了莲藕、白芨，放养了约10吨鱼苗。如今，全村已经大变样，村民看到了希望，精气神也起来了。
“父母老婆娃娃都在县城，现在很少回去，周末也很少。已经4岁的娃娃经常晚上给我打电话，喊我回去，要不就在电话里哭。咋走得开嘛——”说话间，李翼宏不自觉地卷起衣服，与周围的农民一样。
在四川脱贫攻坚战的最前线，活跃着一群像李翼宏这样的人——他们学历高、年轻、充满活力、敢想敢干，来自不同的政府机关却吃住在贫困村，与村民打成一片，为一个个贫困村脱贫奔康冲锋陷阵。他们，就是全川11501名贫困村第一书记——这场脱贫攻坚战不可或缺的力量。
仪陇县马鞍镇险岩村贫困户张守举在出菇大棚劳作。（记者陈曦 摄）
在险岩村的出菇大棚里，贫困户张守举老人正背着喷雾器给菌棒喷水。整个过程中，他一直面带微笑，用慈爱的眼神看着菌棒，像是看着自己的孩子。
张守举老两口都60多岁了，儿子患病需要长期住院治疗，家里非常穷。老人说，村里发展大棚种植时，他家并不具备贷款条件，是第一书记刘晓丹和其他驻村干部想方设法，帮他在合作社租了220平方米大棚，种植了2600个菌棒，一年可收入近万元。
“那女子好啊……”说起刘晓丹，张守举老人突然激动起来，“人家一个大城市的姑娘，哪受过这些苦哦。农村生活不方便，为了建大棚，她吃住都在村民家里，干起活来像个农民。要不是她，我哪能有几百平米的大棚哦……”老人哽咽了。
刘晓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成都姑娘，四川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去年8月从南充市农业局下派到险岩村担任第一书记。之前既没在农村工作过、也没在农村生活过的她，如今却获得了农民们的认同，被人人称道。
“一组张守方一家五口，3个儿子，有两个身体都有缺陷，最希望发展产业;二组张守光妻子残疾，住土墙房3间，最希望改造住房;二组张思典夫妻长期患病，儿子因车祸正在治疗，最希望获得大病救助……”用半个月时间，走遍全村6个组48户贫困户，是刘晓丹到村后做的第一件事。在她的民情日记本上，记录着村民们的点点滴滴。针对每一户的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一户一户制订脱贫措施。措施出来后，又每家每户走访，与贫困户一起对脱贫措施进行梳理、细化，直到村民满意才离开。
记者注意到，在与村民朱秀琼交流时，遇到记者听不懂的方言，细心的刘晓丹就在一旁笑着“翻译”，并不时伸手帮朱秀琼理理头发。
全面发力 攻城拔寨
今年5月15日，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在南充市调研督导脱贫攻坚工作并看望贫困群众。（南充市扶贫局供图）
今年6月22日，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在全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就住房安全、医疗救助和教育扶贫、低保兜底、就业增收、发展村集体经济、资金支持、金融扶贫等作了精准周密的部署。王东明强调，各级各部门都要主动担当担责，创造性开展工作，把驻村帮扶机制等一系列部署要求落实好。党政主要领导要既挂帅又出征，进一步增添措施、抓好落实，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后，4位省领导就分赴大小凉山彝区、高原藏区、秦巴山区和乌蒙山区，召开‘四大片区’脱贫攻坚现场推进会。”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张谷说，“上半年四川坚持扶贫资金、项目、资源向‘四大片区’聚集，向今年计划摘帽的贫困县和贫困村、计划脱贫的贫困户聚集。”
据了解，围绕“四大片区”脱贫攻坚，四川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于2015年12月下发了《关于做好2016—2020年定点扶贫工作的通知》，四川 249个单位将参加到“四大片区”的定点扶贫工作。2016年，针对彝区“十项扶贫工程”，四川计划投入93.27亿元，实施46个大项88个小项建设任务，彝家新寨250个村全面启动建设；针对藏区“六项民生工程计划”，计划投入资金60.9亿元，较去年增加约8亿元；秦巴山区、乌蒙山区连片扶贫攻坚正持续推进，巴山新居、乌蒙新村等建设项目也在有序实施。
张谷称，目前，全省从上到下都成立了由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并抽调人员成立脱贫办。省直部门普遍成立了领导小组， 88个贫困县扶贫移民机构总体实现单设。明确各级党委副书记协助书记分管脱贫攻坚工作，选派88名优秀年轻干部到贫困县任专职副书记。省市两级扶贫移民部门主要负责人兼任同级政府副秘书长。已完成了对88个贫困县党政主要领导的考核评估，对35名县委书记和22名县长进行了调整，“这些都为打赢这场攻坚战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
南部县精准的扶贫攻坚“作战图”。（南部县扶贫局供图）
“我已立下‘军令状’，南部县今年肯定能完成‘摘帽’！”南部县县委书记张根生告诉记者，“我们严格实行挂图作战下的‘现场验靶’交账。每两月一次巡查考核，好的授予流动红旗，差的给予黄牌警告，连续3次黄牌警告的一把手引咎辞职。同时加大了明查暗访和督查督办力度。目前，已诫勉谈话乡镇党委书记6人、处分2人，15名乡村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此外，成立了脱贫攻坚一线考察办公室，在扶贫战场上储备、发现和使用优秀干部。对于打赢这场战争，我有信心。”
张谷称，四川全省从上到下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层层签订了《脱贫攻坚责任书》，将年度脱贫任务逐项分解到县到村。今年，南部等5个贫困县、2350个贫困村、105万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一定能够如期实现。到2020年，全省包括四大片区在内的380万贫困人口终将将全面脱贫。
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贫困户有信心，基层干部有干劲，各地各部门有切实可行的措施，从上到下组织有保障，中央、省上有政策，这些就是四川打赢这场攻坚战的底气。
天色向晚，晚霞染红了山村，八尔湖上碎金万点，勤劳的人们仍在地里劳作。纯阳山村的宋大妈在桃树下扯草，发现有人过去，她直起身，看着满天红云笑道：“呵呵，明天是个大晴天哦！”
原标题：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四川的底气何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