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的中国有过“天不怕地不怕，要想干啥就干啥”的自命天子，有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所谓“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有过“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革命”。问题是结果如何？国家进步了吗？文化进步了吗？

    相比之下，敬畏传统、脚踏实地坚持不懈者在纷繁的风云之后却总是让人记得他们的贡献，尽管他们是“流”，不是开天辟地的“源”。

    对于中国画也是如此，为全世界景仰的我国文人画传统，历代积累的中国画论非常丰富，包括文人画家书写的画史。在它的发源地却正在遭到不断的质疑。

    有报刊载文说：“历史上本来画文人画的官员业余画家不多，而专业画画的画家要比这些业余画家多成千上万倍。但后者只会画不会写，既可以画又可以写的是前者，中国的画论是他们在写，中国的美术史也是他们在写……最后中国的绘画史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业余画家的画史，成千上万的专业画家几乎被一笔抹去。”要是果真如此，古代文人画家岂非不懂艺术，而且十恶不赦该千刀万剐了，还有什么优秀传统可言？评论不能以偏概全，拿现代人的思维钦定古人，更不该虚拟历史大冤案，谁会相信中国古代画论画史都是文人诋毁画师的记录呢！

    我们不赞成把文人画、画家画（民间画、宫廷画）作为画种来区分对抗。把文人画作为一种画种，不如将文人画看成是中国画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文化精英介入绘画后，对画家提出了学养、胸襟、写意精神和文化品质的诸多更高更难的要求，意在提升绘画的品位，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品画强调的是人，所谓气、势、神、韵、骨、力、味皆是人的感觉，离不开“真、情”二字。文人画是诗书画印的综合艺术，正宗文人画就是士夫画，文人画末流则是学坏了的文人画，不能代表文人画的性质和要求。

    尚未达到文人画要求的画可以名之为“画家画”，即示意文化性尚处于工匠阶段罢了，工匠之作也有艺术性，但二者没有明显的界限可划。例如任伯年说他是“画家画”便不妥，他也有让潘天寿等极其佩服的文人画作品。故此并不存在“画家情怀”和“文人情怀”之别。

    说我就是“画家画”，我要与你“文人画厘清界限”，我是“更为纯粹的画，更为纯粹的视觉艺术”（见《美术报》2012年12月15日）。这就误解了文人画，文人画是一种主张综合性的艺术。打个比方，《诗经》艺术性高，而发展到唐诗宋词除了情韵、理趣、境界还要讲究格律，无疑这是一种进步，难度增加了。“五四”以后通行白话诗，是一种反叛，但成就能与前者比吗？格律诗和词曲至今依然不衰，就是明证。所以画家可以自由创作，但绘画需要综合的文化修养并没有错，自己画不了文人画不必去否定标准。当然现在全世界都盛行重新洗牌，但历史得留于后人评说。至于观念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当代艺术另当别论，而中国画的当代性要沿着自己的路线发展，无须为之穿上种种洋装奇服装蒜。

    中国画主张意在笔先，强调写意精神，古人云“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张彦远语），但又云“始知真放本精微”（苏轼语）。只有具备高超精微的绘画本领，才能精准捕捉万物传神之象，并最大限度地表达出作者丰富而细腻的情感。文人画家宋徽宗、赵孟頫、沈周、石涛、八大等的作品绘画技巧不高吗？倪瓒说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那是强调以“逸笔”排遣胸中逸气以自娱，并非反对“传神写形”，他的画也没有脱离形似。“逸笔草草”之说，原是一种比喻。受人尊敬的文人画作品哪个是马马虎虎草草了事的呢？文人画要求作者提高修养但并未限制创作自由。

    我们应该边画画边提高修养，而不要借口“文人素质已经丢失”，去鼓励“只要有绘画技巧和创作理念就可以自由发展”（引文同上）。要不陆俨少为何提倡“三分写字，三分画画，四分读书”的学习安排呢！

    文人画时期创立的中国画特色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视民族绘画特色高于个人风格创造”的画家应受到尊重。张立辰先生便是如此，他尊重中国画的特色是因为彻悟特色对中国画价值、文化底蕴的重要。

    笔者曾著文论及中国画的民族特色之重要，正如羽毛是鸟类的特征一样，离开了这一特征，去掉了羽毛这一共性，也就无鸟类个性可言了。民族艺术特色对于画家个人而言是共性，但就世界艺苑而言是民族的个性，个人风格应该出于民族特色，而不是反叛。

    艺术的重复等于零，故艺术家又要有鲜明的个性，要有个人独特的风格，作为常识此论谁都明白。尤其是近几十年，西方反传统的绘画理念铺天盖地而来，画家们生怕被指责为背时，总是不断强调自我表现，费尽心机要创出自己的个人风格特色。反倒很少再思考，艺术民族特色是否应高于个人风格表现。

    强化中国画的共性其实是最重要的，在张扬个性时，首先得服从共性的规范。中国画创新必须固本博取。“固本”即坚持中国画之本，保持中国画鲜明的特色。“博取”即从古今中外广博汲取，从绘画以外的各种文化艺术，甚至是民间艺术汲取，不存偏见。

    “固本博取”并不是什么都吸取，必须舍取有道。说得直一些，即在中西绘画有冲突的地方，大胆弃西求中；在造型与笔墨有悖时，保持笔精墨妙而取似与不似；在笔墨形式与色彩表现有悖时，重笔墨而淡化色彩；在专业基础训练中，强调以中国画的要求来改变思想方法和观察方法从而改变作画的表现方法等。

    其实传统中国画的大师可以说都是视艺术民族特色高于个人风格表现的，因为中国人重传承、轻反叛，在传承中有所发展，而不是动不动否定一切，推倒重来。20世纪借古开今的中国画大师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均是如此，他们个人风格依然十分鲜明，他们不是旧文人，但他们的画符合文人画的最高要求。